踢过世界杯外围赛的魏群，球迷叫他“大侠”（上）

我是魏群，前国足男足。 9岁起代表自贡市参加四川省比赛。 26岁时，他代表中国参加了世界杯。 32岁退役后，他成为一名教练，踢了半辈子的足球。
粉丝给我起了个绰号“魏大侠”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叫？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调用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但这个标题确实可以概括我前半生的性格和经历。

我的父母都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。 为了支持三线的建设，1963年父母去了四川自贡。1971年出生后，我和爷爷奶奶在北京生活到7岁。 在我的印象中，我已经在北京上一年级了，大约半个学期后，我的父母就带我去了自贡，带着我一起去了。
其实我前面还有一个哥哥，只是那时我父母还小，不能带孩子，所以哥哥去世了，所以我从小父母就比较看重我。 即使我去外省工作，他们也决定一个人照顾我。 父亲在机床厂开一辆大卡车，母亲是车间的备件管理员。
小时候，我在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长大，那里有大大小小的胡同。 到了自贡之后，感觉这座城市跟北京比不上，当然北京太大了。
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让我改变生活环境。 首先是语言。 刚到自贡的时候，我听不懂当地的方言。 这对我来说就像一门外语。 当我在北京上学时，我的老师和同学都说普通话。 我以为这个国家的人都会说普通话。 不，口音是如此不同。
幸运的是，我刚去了一所儿童学校。 我父母工作的工厂有自己的医院、学校和宿舍区，我与外界的接触不多。 直到1983年到成都体育工作队，我才开始接触和学习四川话。 我说的不是自贡口音，而是纯成都口音。
另一个是饮食。 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，辣椒基本上是吃不到东西的，但到了自贡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当然，长大后，我逐渐意识到，因为当地的天气潮湿，我得吃点辣的除湿机。 在家里，妈妈做的菜还在北方。 三年级后，我去了体校，在那里我不得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。

我从小就非常钦佩我的父亲。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从祖父那里听说我父亲有一段传奇的过去。 他的父亲也很坚强。 他年轻时喜欢摔跤。 为了祭拜北京的两位摔跤手真武和刘真，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 后来我问他，我说，你接受了吗？ 他说接受。

他当时摔在天桥上，在北京菜市口对面有一条牛街。 这里到处都是穆斯林。 很多老一辈的人应该都认识我父亲。 菜市口有摔跤卫老八。 他今年84岁。
从小在我心中的父亲形象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。 我不光怕爸爸，我还觉得厂里很多人都怕他。 我从妈妈那里听说，当时他每天都开着公共汽车送宿舍里的工人去工厂上班。 有一天，他开车时，闻到车里有烟味。 他问是谁抽的烟，没有人回答。 每个人都害怕他。 结果，父亲直接掏出车钥匙，下车回家。 车上的人都迟到了。 这是他的性格。
他对我的教育也很严格，但他很少做任何事情。 当他盯着我看时，我很害怕，他在生活中非常自律。 现在这个年纪，回想起来，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，无论是我在足球界，还是我的行为举止，都离不开他的影响。
学校一放假，父亲就会带我去长跑。 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，出门要十天半月才能买到一辆跑车。 我观察到我父亲在工厂里总是排在车队的最后。 他担心有师徒或师父的车在路上抛锚了，他可以帮忙修一下。 厂里的人都知道，父亲总是把最辛苦最累的工作留给自己，是大哥的角色。
1984年、1985年、1986年，父亲连续三年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。 自贡只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我父亲，所以我小时候很自豪。 当我在学校写一篇作文时，如果老师用“我的父亲”作为题目，我会很高兴。
和父亲一起长跑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。 他带我去了大凉山和西昌。 只见有些人裹着一件不穿衣服的长袍，头上包着一块布，上面还包着一个发髻。 后来才知道这是彝族的一种装饰。 知识给了我更多的知识。 父亲出差回家，总是带些甘蔗、橙子，或者半路直接从乡下买来的农产品。 那个时候还是很稀有的，我很自豪。

母亲是典型的北方女人，很贤惠，也很节俭。 上学或放假的时候，我会去我父母的工厂玩。 我通常不去妈妈那里吃饭。 她只是在食堂买了两道菜。 我可以和父亲一起吃得很好。 点几份炒菜。 那时的条件是这样的，但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相比，我们家的条件还算不错。 毕竟爸爸是队长，长跑也经常有补贴。
我父亲是个老足球迷。 他在北京时就开始踢球，经常去先农坛和工体看球。 即使是北京的老一辈，包括后来在北京踢球成名的人，都可以直呼我父亲的名字。 但他年轻的时候，条件不好，没有走职业道路，所以他让我从小就接触足球，想在我身上做出他没有做到的事情。
我父亲是工厂的一名足球教练。 厂里的足球活动很好，也是自贡市前两名。 所以从小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打好，代表我们厂参加比赛，这在我心里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。 我的父亲是我的启蒙教练。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拿球跟我开玩笑。 我摔倒后，父亲侧倒在地，以免压在我身上。 他摔断了腿上的跟腱并接受了手术。 我当时非常害怕。
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踢足球会受伤，而且很容易受伤，但我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它，因为这项运动真的很有男子气概。 学校里有乒乓球桌。 下课后，大家约好一起打乒乓球。 我也练过田径，代表学校参加过区市比赛，但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，就是踢足球和其他运动不一样。
1981年，我上小学三年级。 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去自贡体校训练。 从下午 4:00 开始，一直到晚上 7:00 天黑。 一开始肯定觉得很苦，一到家就得吃饭，还有很多功课等着我。 在我们宿舍区，同学们放学后做完作业，饭后可以玩一会儿，但我没有这个时间，也没有娱乐。

父亲也因为作业的原因，特意和班主任沟通过，是否可以让魏群在课间休息或其他空闲时间完成作业，而不影响他下午去体校训练。 他绝对希望我成为一名运动员并走职业运动路线。 妈妈为我感到难过，但我还是被爸爸说服了。
我的水平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，我代表工厂参加比赛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。 上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代表自贡市参加了四川萌芽杯的足球赛，那时我才九岁。 队里的球员都是从各个学校抽出来的顶尖球员，我们学校只选了我。

我连续三次参加萌芽杯。 期间，我被省内的教练所吸引，联系了我的父母，把我从自贡送到了成都。 我父亲是个坏人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很幸福。 他要求工厂多去成都出差，这样他就可以经常来看我。
虽然年纪小，但心里有自己的想法。 胸前的衬衫不应该只穿“子贡”，还要穿“四川”。 所以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比赛，非常珍惜。 1983年9月，12岁的我独自来到成都。 很多从小和我一起踢球的球员，包括乐山、绵阳、成都、重庆球员，都曾加入四川青训队，在省体育技术学院训练。
我没有直接加入职业队，但运动队的大部分球员已经是职业队了，其他运动也在“省技院”。 可以说，他们生活在运动员的圈子里，专门培养优秀的运动员。 你把自己置于的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，这与在自贡不同。
青训队的生活和大学生活一样，只是不像现在的学生有寒暑假，一年只能回家一次。 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很想家。 我没有洗衣机，也不能洗衣服，所以我从脏衣服里挑了挑衣服。 训练队宿舍里住着八个人左右，上下铺。 冬天很冷，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，很难入睡，晚上躺在床上想，我家乡的同龄朋友在做什么，我在做什么。 我的座右铭是我想付出和接受成正比，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付出的比同龄人多得多。
离开父母，身边只有队友。 在自贡，因为是儿童学校，所以学校离家很近。 到成都后，要坐公交车去上学，还要早上做早操。 我的队友被分配到成都不同的学校上文化课，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的大约有四五个人。
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要遵守规则，洗漱时间，晚上自习时间，熄灯时间。 大家一起训练，一起坐公交车。 如果他们想逃课，他们将预约用完接下来的两个班级，他们将在那里见面，打乒乓球。 毕竟他们还年轻，大家都喜欢玩。 ，会被骂罚款逃跑。 集体生活可以增进兄弟情谊，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，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。

青年队大约有20人，有时30多人，但球队的组成并不固定。 每个季节，都会淘汰新人，补充新人。 最后，可能只剩下10人左右。 每当与我关系很好的队友被淘汰时，我都会感到不舒服。 相处了这么久，还是舍不得这些伙伴。 他们被省队淘汰后，基本放弃了足球，绝对不适合继续走职业道路。 有些人可能仍在从事青年培训。 对于旁观者来说，这可能看起来很残酷，但项目就是这样，总是挑选最优秀的人来组建团队。
当我踏上父亲的车，从他送我到成都的那天起，我就对自己发誓，绝不放弃，绝不被淘汰送回去。 如果我从成都回自贡，恐怕我的同学或厂里的人会看不起我，嘲笑我。 付出了这么多，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半途而废。 这种心态促使我更加努力。 成都当地队员周末都回家了，外地的我们也回不去了，就一起练了。
1985年，我第一次代表省参加全国青年运动会，穿上“四川”队服，第一次实现了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。 我非常自豪。 有时我在课堂上穿训练服，因为“四川”两个字在我的胸前。
1985年下半年，我拿到了工作调动令，加入了专业团队，这意味着我有了薪水，开始赚钱，也意味着我面临更大的挑战。 面对的教练更专业，训练内容也完全不同。
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总是踢前锋。 感觉前锋可以进球，进球更精彩。 球场上的表现是最容易看到的，也是最能展现实力的。 这是一种英雄主义。 当然，足球项目必须体现个人，但更多的是整体攻防演练。 过去，你必须练习很多基本的东西。 加入职业队后，您将学习如何踢团队足球。 训练非常紧张，没有时间让你乱七八糟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没有时间继续学习，所以我结束了在学校的学业。
职业队分为一队、二队、三队。 一般情况下，如果三队打得好，就可以选到二队，再选二队到一队。 每个团队的年龄组都不一样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三队参加少年赛，二队参加青年赛，然后一队参加成人赛。 在职业队里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参加全运会。 1990年，我代表四川队参加全运会预赛。

进入职业队后，我的路一直比较顺利。 1986年直接进入国青队，1989年进入国青队，1990年进入国奥，1994年进入国家队，这期间一直在国家品牌。 进入初中后，比赛一下子多了起来，不管是练习赛还是洲际赛，一年差不多100场。
一直打球，我在场上的能力和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好。 在那个阶段，训练不会教给你任何东西，一个好的教练只会让你保持体形，然后把你的状态带到比赛中。 我一直认为用游戏训练是最好的训练方式。 只有比赛多了，才会有更多的教练关注你。
入选国家少年队，从四川到北京，父亲曾经给我打过长途电话。 他心里当然高兴，我能感觉到，但他还是告诉我要更加努力，要谦虚，多和队友相处，以身作则。 这些话我至今记在心里。

1993年下半年，我们得知中国将有职业联赛，这对运动员从职业转为职业是件好事。 我知道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的薪水会发生变化。 记得当时我的工资是运动员的水平，107元一个月，但是转专业后，我的工资是3000多。 30 次。
1994年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元年，打进职业联赛首球。 很多人问我当时感觉如何，但我完全没有感觉。 我真的不知道比赛是同时开始的。 1994年的开幕式在成都。 我们的第一场比赛是对阵辽宁队。 那个时候，我们怎么能想到自己会进球。 辽宁队是老大哥，四连冠。 几分钟后，我们队赢得了一个点球。
因为是第一次和这么厉害的对手交手，我觉得有些队员有些紧张，所以我主动去找俞东风教练，告诉他，我先主罚点球，然后主罚点球。 被打分了。 . 赛后，媒体记者告诉我，魏老师，恭喜你打进了中国职业联赛的第一个进球。 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啊，那个目标是第一目标。 我觉得很正常。
那天还有球迷跟我说，职业联赛元年，我好像进了7个球？ 反正已经进去了很多。 那个时候，我踢的位置不再是前锋，而是右后卫，但我也是进攻后卫。 我进了很多球，一些球迷称我为“背着刀”。

那个时候，还不是我的巅峰状态。 1994年，我只有23岁。 我被认为是一个年轻的球员，不是很成熟，还在成长。 在球场上，当你的状态遇到一点调整不好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无法调整的。 也许这场比赛会打得很糟糕。 这是年轻人的表现。
当我有起有落的时候，不一定是我丢球的时候。 也许足球场的整体氛围对我的影响更大。 踢球需要激情和球迷氛围，所以现在疫情期间，很多空场没有观众，我觉得没有意义，没有那种激情。 数万人挥舞旗帜呐喊，感受完全不同。
在四川全兴打球的时候，我和球迷的关系非常好，包括成都球迷协会的会长和四川球迷协会的会长。 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。 有我的比赛，他们基本上每场比赛都看，球迷还给我做了剪报，收集了过去报纸上关于我的所有报道。
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我进了很多球。 对我来说，记忆最深的是1996年，我们在A-A第六轮对阵深圳。 我打进一记侧截，马梅罗紧随其后。 这是掩饰，实际上我们在那场比赛中都打进了非常漂亮的进球。 以及 1997 年对阵三星的帽子戏法。这三个进球都是动态进球，没有点球。
那个时候算是我的巅峰期，但除了进球，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。 我认为我是一名职业球员。 应该是这样的。 我每周都会为联盟做这件事。 准备，一场比赛后迅速调整心态，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。
我代表国家队踢的最大的比赛应该是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，亚洲区的预选赛，代表国家队踢足球和打职业比赛完全不同。 我不是一个紧张的球员，我是那种有很多粉丝的球员，我遇到的麻烦越多，我就越放手。 世界杯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彩。
1997 年其实很有希望。 虽然没有参加决赛，但在离开的时候，我暗暗祝愿中国足球好运。
在预选赛中，我认为每个人都打得很好。 我的队友马明宇打得很好。 后来他也是国家队的队长。 李冰的脸色也很亮。 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及格分数。 最终没能出线，当然有遗憾，一定有遗憾，可以说是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了。 遗憾过后，我在想，如果不能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，那一定是能力问题。 如果你没有能力，你就不能参与。
但世界上有多少足球运动员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世界杯。 作为我，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，哪怕是金字塔的一个基地，一块铺路石，我觉得也够了，也很满足。